她在家里购置了一张医院用的升降床，她和护工轮流看护母亲。

母亲声带恢复后，常常把“该死的病毒”挂在嘴边。出院前，考虑到前后已经有4个护工跑掉，蔡雅卿严肃地对母亲说不要再提这句话，并与她对了“口径”。

她说，“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病倒了，你怎么说？”

妈妈说，“我中风啦，所以这样。”

她说，“如果有人问爸爸怎么走的？你怎么说？”

妈妈说，“他心脏病走啦，突然走啦。”

蔡雅卿想念父亲。她说，除了小时候，她长大后没抱过父亲，他是一个传统的、一本正经的中国父亲，从前走在街上挽一下他的胳膊，他会说“走路要有走路的样子”。

现在她明白，从前她是爸妈照顾的孩子，现在她要马上学会照顾好妈妈。

4

外婆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吴尚哲有一种溺水的感觉，莫名其妙地情绪失控，反复地“嚼那份痛苦”。

前不久，吴尚哲穿着汉服去看了樱花，把雨水打落的樱花画进水彩画里。她感觉去年“老了特别多”，自己现在是一个“性感的老人家”，以前被父母长辈保护得很好，一夜间被疫情逼迫着长大。

现在，吴尚哲也成了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。她在捐献内容一栏中勾选了包括“角膜、细胞组织、器官、大体（遗体）”在内的全部选项。

她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和加入遗体器官捐献的事。有人私信询问她遗体器官捐献的登记方式，有人说“如果真的哪一天不在了，也希望（器官）给无助的人。”她的一位朋友在查阅遗体捐献资料时，突然看到她接受采访时说外婆遗体捐献的画面，马上也登记成为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。

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统计，我国2020年人体器官捐献登记人数首次破百万，是前8年的总和。

5

火神山医院关停前，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副主任、时任火神山医院医务部副主任的张宏雁，想着怎样给遗体捐献者的家庭留下一些纪念。

工作人员联系了主管部门，对方因没有查到相关政策依据而作罢。

当时，不要说对捐献家庭的纪念和抚恤，就连新冠肺炎遗体解剖的法规依据也是紧急出台的。

卞修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，在2月4日国家卫健委正式出台《关于规范化开展新冠肺炎遗体解剖的通知》前，针对这种传染病尸检工作具体规定属于空白，加之国内缺乏符合生物安全要求的尸检室，所以武汉疫情前期迟迟未开展尸检。

国内首例新冠肺炎遗体解剖的主刀法医、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病理学专家刘良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称，传染病防治法里针对尸体解剖有一些规定，但是我国尸检主要有家属同意、文件支持、对操作环境的高要求三个条件，当时难在了后两者。

最终，一封盖有武汉火神山医院公章的感谢信送到了家属手里。张宏雁设计了图案和文字，金黄色的边框，庄重的“感谢信”三个殷红大字打在上面，在开头写上了捐献者的名字。

信里写着：“感谢您及家人无私捐献逝者遗体用于医学研究，为我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作出突出贡献。对您及家人的这种无私奉献精神，我们表示由衷的钦佩！正是由于有你们的奉献行动，医学事业才得以推动进步和发展。谨向逝者致以深切的哀悼，并向您和家人表示崇高的敬意！”

军医赵鹏南用A4纸把感谢信彩打出来。他们发现一张纸实在有些单薄，赵鹏南到后勤找到一台未拆封的塑封机，自己摸索了塑封技术，让感谢信看起来更郑重，再送到在火神山医院开展过遗体检验的30多个家庭。

医生们曾挨个找逝者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。武汉处于封城时期，许多签字是在小区楼下、小广场完成的。

有医生记得，一位短发花白的老人从小区楼道走出来，瘦得脚步有些晃，他要捐献妻子的遗体。老人扫了一眼知情同意书，弯下腰趴在汽车引擎盖上勾了选项、签下名字。

老人叮嘱说，她一辈子爱干净，你们检验完一定要帮她打理好。医生需要拍下家属和捐献人的身份证，老人从兜里拿出妻子的身份证时，手在颤抖。随后老人转身离开，又摇晃着走向阴暗的楼道。

一个失去67岁母亲的男人来签同意书时，拎了两兜橘子要送给火神山医院的医生，感谢他们在母亲最后一程的救治和陪伴。

一位同样失去爱人的老太太勾完选项后询问，“捐赠了会有什么补偿吗？”

赵鹏南很不好意思地说没有。老太太没再说什么，签下了名字。赵鹏南不敢细问，猜测这位老人可能家境不太好，但是他无法提供更多帮助，他之前查阅了许多政策法规，没有发现烈性传染病患者遗体捐献后对家属抚恤、帮助的依据。

文章来源：《武汉冶金管理干部学院学报》 网址: http://www.whyjglgbxyxb.cn/zonghexinwen/2021/0421/1158.html